允許有資質的非醫機構承辦生物等效性試驗

6月21-22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在北京召開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工作會議。會議強調，一致性評價工作要強化企業主體責任，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企業要有取有舍，選擇最有把握的品種，做好基礎研究，選好參比製劑，盡早開展試驗。
記者在近日召開的多個會議上了解到，目前業內普遍認為緊缺的臨床資源已成為除了參比製劑之外掣肘仿製藥一致性評價的第二大要素，這一困境自臨床試驗數據核查後更加凸顯。對此，來自業內多個領域的專家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議。

管控風險因素，受試者數據庫亟待建立

設想一個場景：某個餐前餐後生物利用度相差數十倍的仿製藥，企業曆經千辛萬苦獲得參比製劑，努力把四條溶出曲線做到與原研藥一致，預生物等效性（BE）試驗一切順利，然而在正式BE試驗中，一位受試者由於饑餓難耐在空腹給藥前忍不住吃了一塊偷藏的巧克力，生物利用度數據出現了相當大的誤差，最終甚至有可能導致企業無法通過BE試驗。
事實上，上述場景可以通過試驗前預估暴露水平影響的敏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製，然而有些受試者行為則脫離了企業可以掌控的範圍，比如臨床試驗受試者在A醫院參加完BE試驗後緊接著又去B醫院參加BE試驗。
“一個受試者幾乎同時參加兩個試驗，檢查組會評定為資料不合格，監管有問題，這也是去年722臨床試驗數據核查中很多企業落馬的原因。”有專家表示，企業無法追溯和核實受試者的信息，可謂“躺著也中槍”。
據記者了解，為了避免一個患者同時參與不同的臨床試驗，很多國家的監管機構建立了全國統一的臨床試驗受試者數據庫，錄入受試者的姓名、出生日期等關鍵信息，以便臨床試驗機構篩查是否存在重複參加試驗的情況。“鑒於中國臨床試驗數量較多的處境，我們也應該建立統一的數據庫，具體由第三方機構還是監管部門管理可以進一步探討。”一位熟悉國外GCP檢查的專家表示。
上海醫藥集團科研發展部總經理柯櫻在第16期衛生政策上海圓桌會議上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我認為應該建立包括Ⅰ期臨床試驗、BE試驗的受試者數據庫，每一個做試驗的人都來登記。如果要做得更細致，應該采取健康受試者持證上崗機製，這樣整個風險就得到了控製，整個BE試驗的價格也會得到大幅度下降，效率就能夠提升。”
記者從國內一家開展臨床藥理服務的CRO公司了解到，目前有大量仿製藥企主動找到CRO公司開展一致性評價，主要是希望通過後者的渠道聯絡到合適的臨床機構開展BE試驗，其中以中小型企業居多。

評定風險等級，專業臨床試驗機構需產業化

距離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評價任務的時間並不寬裕，有行業研究機構按照現有臨床試驗基地數量和獲得《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GCP）認證的機構數量樂觀估計，2017-2018年共可以完成2000個左右BE試驗（不考慮工藝改進的時間），僅完成需要進行BE試驗數量的不足10%。
“大多數通過GCP認證的醫院為三甲醫院，需要考慮經濟效益，醫院床位的臨床經濟效益遠遠超過BE試驗帶來的效益，這是提高收費的一個重要原因。”維歐醫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裁張侃音指出。
對此，不少業內人士呼籲放開臨床試驗基地，以解臨床資源短缺的燃眉之急。他們認為，BE試驗和一般的Ⅰ期臨床試驗以藥動學參數為主要評價指標，安全風險相對較低，沒有必要按照Ⅱ、Ⅲ、Ⅳ期臨床試驗那樣嚴格的標準來要求。
在柯櫻看來，在保證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放開準入不失為一種策略，“政府的管理目標，第一是保護受試者的安全，第二是要獲得真實可靠的臨床數據，所以隻要把握住這兩個底線就可以往下做。”
“對於絕大多數基於健康受試者的BE試驗，隻要符合GCP監管的要求，完全可以學習國外把它挪在醫院體係之外。”柯櫻建議國家下一步可根據管理的風險等級，對臨床基地進行細分的專業化管理，允許具有資質的非醫療機構來承辦獨立第三方的生物等效性試驗。
據悉，包括美國在內有多個國家的臨床試驗不完全由醫院承擔。以某中東國家的一家臨床試驗機構為例，該機構專職進行臨床試驗，1997年到2014年間完成1100多項生物等效性試驗，在整個臨床試驗中占據較大的比例。此外，該機構內部建立了HPLC等分析方法，曾通過美國、歐盟、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的多次檢查。
上述熟悉國外GCP檢查的專家表示，“國外專業的臨床試驗機構通過建立專業的團隊，可以提供非常優質的服務，業務量也在不斷擴展，這對於我們具有借鑒意義。要開始思考如何建立專職從事臨床試驗的機構，以國際化水準做好臨床試驗。”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隻有把臨床試驗作為一個規範化發展的產業，才能有效地阻止造假行為；臨床試驗機構一旦造假，就無法獲得訂單和利潤，從而自動被市場淘汰。”某仿製藥企負責人向記者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