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昂研發成本讓藥物重定位大行其道

重新定位

“藥物重定位”模式也逐漸成為很多科研機構、醫藥企業看重的策略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這是技術進步的結果，主要得益於大數據分析（揭示不同疾病間類似的分子機理）、計算機模型（針對類似的致病機理預測可能的藥物）、大規模篩選係統（在不同細胞係中快速測試化合物功能）的出現和發展。
但對於製藥廠而言，再定位藥物研發興起的真正動力是資金。一個新藥推向市場一般需要13~15年，平均研發資金需要20億~30億美元。而且，新藥研發的投入產出比越來越高。在這種大環境下，近幾十年來投入市場的3000多個藥物成為再定位藥物待開發的處女地。這些藥物或者活性化合物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跳過臨床I期，從而大大降低研發成本，並且後期副作用風險性也較低。據估計，這種再定位藥物平均研發成本隻有約3億美元，而研發周期甚至可縮減至一半（6.5年）。
“我認為理論上能重新定位的上市藥物約占75%。”美國藥物研發利益團體FasterCures 高級研究員、NIH國家轉化科學促進中心（NCATS）谘詢委員會成員Bernard Munos說。但由於臨床II期和III期一般要淘汰40%~68%的藥物，加上專利等產生的經濟壁壘也會讓製藥公司止步，所以實際操作上這個數字要少得多。而輝瑞公司研發部前負責人John LaMattina更是認為可行性沒問題並不等於可以為公司賺錢。
盡管如此，今年平均每月有30篇關於藥物再定位的論文發表——這一數字是2011年的6倍。去年，該領域還專門推出了《藥物再利用、救援和重新定位》期刊。每年會有3~4家專注於藥物重定位的初創公司成立。有評估機構透露，進入審批的重定位藥物數量正在逐年上升，約占每年審批藥物的30%。
“我們已經結束了向所有人解釋自己在做什麽的階段。”美國Biovista公司執行總裁Andreas Persidis說。

諸多候選者

非專利藥物是最早用於再定位藥物研發的對象。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允許這類再定位藥物申請新專利或者3年的獨家上市許可。
另一個再定位藥物的發現方法是基於臨床醫生的觀察實踐。以色列阿裏埃勒大學教授Moshe Rogosnitzky認為，“每個已知的上市藥物大概有20個新用途，其中2/3是被藥劑師發現並應用的，但這些應用並不廣泛為人所知，因為臨床醫生發表這些結果非常困難。”
藥物重定位的另一個熱門目標是因多種原因夭折的藥物。大多數藥物能通過臨床Ⅰ期，但是Ⅱ期的結果卻不理想，因為動物模型和患者存在差別。“沒有多少具有生物活性和對人體安全的化合物，讓我們試著對它們做點其他的事。”美國康奈爾醫學院神經係統學家Gregory Petsko說。
生物化學家Hermann Mucke表示，“有時候公司會對外宣告它們放棄了某一化合物，但是大多數時候公司不會這麽高調。”Mucke於2000年創立了HM製藥谘詢公司，專注於搜索這些未曾上市的藥物。所以，他成立公司收集相關藥物信息，包括那些被臨床試驗、審批機製宣判失敗的化合物。當覺得某一藥物有重新定位的潛力時，他們會嚐試與藥物開發商聯係並達成授權繼續研究的協議。

整合資源

同時，Mucke表示，他們還構建了一個藥品數據庫，專門錄入已經獲批卻未生產上市或者在開發過程中被放棄的藥物信息，一旦找到投資者，它將成為一個公共資源。
正是考慮到這類公共資源的缺乏，英國醫藥研究理事會（MRC）和NCATS已經和大型製藥公司達成協議，說服它們向學術機構公開一些已經放棄的產品，以便確定該藥物是否具有重定位的價值。
“原本可以進行很多研究，但沒進行，原因僅僅是學術機構的人不知道製藥公司在做什麽。”NCATS藥物重定位項目主管Christine Colvis說。
Munos表示，從長遠是來看，藥物重定位可能會擾亂大型製藥公司的商業模式。這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數字音樂顛覆唱片公司。“這將增加初創公司與傳統醫藥企業之間的競爭力。小公司用幾百萬美元就能研發藥物。”
但並非所有人都這麽樂觀。“因為不是所有的重定位項目都能投入實施並取得預期結果。”新墨西哥大學生物信息學家Tudor Oprea說。對治療致命性疾病的藥物而言，副作用可以被接受，但慢性治療藥物的副作用就不能被人們容忍。Oprea表示，藥物重定位節約成本和時間的前提建立在它能夠以相同的劑量和用藥方式治療其他疾病，所以一旦需要增加劑量才能發揮第二用途，它依舊需要先通過Ⅰ期臨床試驗，那麽該藥物重定位耗費的時間和金錢將等同於開發新藥物。
不過，Persidis指出，現在，很多醫藥企業過於細化以至於不能完全發揮藥物的價值。它們可能在神經學領域廣泛布局，但卻不涉及腫瘤市場。“這也是企業間開展合作的原因之一。”
最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生物信息學家Atul Butte強調，“藥物重定位”是一種補充而不是替代。“現代醫藥學讓人們意識到同一疾病可能有許多亞型，大部分製藥公司並沒有那麽多精力去對付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