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藥研發不用大價錢，打破十幾億神話

首先在一輛破舊吉普車中搖搖晃晃行進8小時，然後乘坐一條細長的獨木舟穿越河流。當Nathalie Strub Wourgaft最終到達目的地剛果的一個臨床中心時，她已經筋疲力盡。但自己真正的工作還未開始。

2010年7月，該臨床公司即將啟動一項針對昏睡症的治療。但該項目麵臨一係列問題。冰箱、電腦、發電機和燃料均需要海運過來。當地衛生官員還需接受培訓，使用不熟悉的設備收集數據。而且，還需要製定應急計劃，保護實驗參與者不受武裝衝突的侵害。

對於曾擔任製藥公司高管的Wourgaft而言，這很遙遠，她之前委托進行臨床試驗的都是古老、實力雄厚的醫院。但現任被忽略疾病藥物研發組織（DNDi）醫療顧問的她堅信，剛果的項目能夠完成。結果證明她是對的。

數據顯示，DNDi將能在明年批準昏睡症藥物非昔硝唑。它將極大改善昏睡病現有療法：費力的靜脈注射或65年之久的砷基藥物，將被取消。

燒錢的活

業界普遍認為開發新藥是個燒錢的活。2014年塔夫茨藥物研發中心對30年來的新藥研發統計後發現，開發一個上市新藥的支出約為14億美元，間接時間成本為11.63億美元，還有被批準後的後續研發費用3.12億美元，開發一個新藥總價高達28.70億美元。雖然也有人持懷疑態度，葛蘭素史克的首席執行官Andrew Witty認為報價虛高，這個平均成本還涵蓋了那些倒在藥物發現各個階段的無數失敗藥物，但新藥開發的高投入是不爭的事實。
而在昂貴且充滿挑戰的藥物研發過程中，DNDi似乎不是一個成功案例。在過去10年間，該組織僅批準了針對昏睡病、瘧疾和恰加斯氏病等6種疾病的療法。另外，該組織還有26個藥物在研，不過，這總共花費了2.9億美元，相當於大藥企開發1個新藥成本的1/4左右。

那DNDi成功的秘密是什麽呢？答案是產品開發合作夥伴（PDP），他們通過與大學、政府和企業的緊密合作降低成本。非盈利組織的這種合作模式從2000年開始逐漸流行起來。因為開發的藥物針對的疾病主要流行於地球上最貧困的人群中，因此，不被逐利的藥企重視而競爭少。監管部門也盡可能降低了要求，以早些拯救病人。

目前，政策製定者開始考慮推廣該模式。“長久以來，人們認為新藥研發過於複雜，隻有大型藥企才能完成這一任務。”美國哈佛T.H. Chan 公共健康學院全球健康專家、DNDi董事會成員Suerie Moon說，“我認為如今我們能從DNDi的例子中學到很多經驗，並把它們應用到其他更受關注的疾病中去。”

同樣，DNDi也在尋找昂貴丙肝藥物的替代品，並研發針對耐藥性感染的抗體，這些都是藥企不願涉及的領域。一旦成果，這些工作將挑戰關於藥物研發的傳統假設，並降低不斷上揚的藥品價格。“我們無法一一對比金融數字，但我們相信，DNDi能創造適用於產品研發的不同模式。”執行主管Bernard Pécoul說。

流水作業

無國界醫生組織（MSF）用其獲得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啟動了DNDi（DNDi脫胎於MSF）。其成員指責貧困國家人口缺乏救命藥物，因此支持DNDi的運行，在MSF工作了20多年的Pécoul接管了這個成立於2003年瑞士日內瓦的組織。

但成立伊始，藥企高管就對DNDi表示懷疑。由於新藥開發是個昂貴和漫長的曆程，並需要很多專業人才，“DNDi開始並不被看好”，法國賽諾菲公司醫學總監Fran?ois Bompart回憶道。

所以Pécoul和同事決定先從較容易和安全的項目著手。2001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呼籲研發新藥以減緩青蒿素單一使用造成瘧疾抗藥性問題。由於瘧疾爆發的地區大都很貧困，無力承擔過高的藥物價格，大藥企因無利可圖反應並不積極。

於是，Pécoul聯係了賽諾菲——該公司正好有兩種抗瘧藥：一種基於青蒿素，另一種基於阿莫地喹。Pécoul提議與賽諾菲合作開發複方藥物：DNDi負責結合兩種藥的新藥的臨床試驗費用和相關工作，作為回報，賽諾菲將不會為該藥申請專利，並將藥物價格控製在一個療程1美元，兒童減半。“這聽上去並不合理，這兩種藥物的價格分別是2~3倍。”Bompart說。

雖然賽諾菲從中獲利不多，但能提高公司的公眾形象，Pécoul最終成功說服了賽諾菲接受了這個提議。待到2007年這種藥物獲批，藥物生產成本也終於控製到了商定的水平。數億藥片被運到非洲並分發，無數生命得以挽救，而這個項目僅僅花費了1400萬美元，在製藥業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

盡管他們改善了現有藥物，但其中一些化合物仍然存在不足。例如，DNDi的昏睡症療法NECT，將標準療法中的56個靜脈注射降低到14個。這對一些國家而言仍然是問題：清潔針頭很難，長期住院也不可能。人們需要藥片。

藥物研發白手起家費時且燒錢。需要在實驗室進行上萬次試驗尋找候選方案。由於沒有實驗室，DNDi通過合作完成這一步工作。DNDi從眾多化合物中篩選新藥，他們與生物技術或藥物公司合作，用他們的化合物庫進行篩選。

因為彼此關注領域不同，DNDi不會動這些企業的蛋糕，因此公司也樂於分享這些珍貴信息。然後，DNDi再通過高通量篩選中心，例如韓國巴斯德研究所、英國鄧迪大學去做活性測試。“我們所有這些做法和大型藥企並無二致，隻不過DNDi做化合物規模更小些。”DNDi發現和臨床試驗負責人Rob Don說。

通過這種合作，2007年DNDi開發了有望對抗單細胞寄生蟲感染的非昔硝唑，並在2009年進入臨床試驗階段。DNDi又找到賽諾菲，希望它能幫助其向監管機構提交新藥審批申請，DNDi還是負責完成其治療昏睡病的臨床試驗。而賽諾菲表示，人體試驗可能很難，因為昏睡病並不常見，而且患者大多生活在偏遠的不安定地區。

盡管在貧困地區開展臨床試驗麵臨物資短缺、運輸不暢、受試人群招募困難還有戰爭引起的人身安全風險等問題，但DNDi仍設法在今年在剛果和中非完成了臨床試驗。

打破數十億神話

非昔硝唑的臨床試驗將於今年結束，總花費4500萬美元，Wourgaft希望數據能被管理部門批準。該藥物將幫助2100萬非洲風險人群。未來數月，Wourgaft還將啟動另一個針對全新口服藥物SCYX-7158的試驗。該藥物有望在數天內治愈昏睡病。DNDi預計從開發到獲批可能需要5000萬美元。

這打破了藥企研發新藥需要十幾億美元的“迷信”。DNDi表示，平均而言，其研發一種新藥的成本在1.1億～1.7億美元。與塔夫茨藥物研發中心預算一樣，這些價格也包括失敗項目的理論成本。

當然，DNDi承認享有藥企沒有的額外補助。由於該組織是虛擬的，其運營成本很低。而合作的研究組織收取的費用也低於向藥企收取的費用。另外，DNDi獲得了很多無償的幫助，科學顧問隻要很低的薪水，他們願意享受為僅僅拯救生命而進行研究。“DNDi能獲得很多免費的東西。”歐盟製藥工業協會總幹事Richard Bergstr?m說，“我們的企業和一些高校為他們提供公益服務。”

DNDi現在已在業界獲得尊敬。“盡管DNDi來自於MSF，他們沒有讓意識形態阻礙進步。”葛蘭素史克副主席Jon Pender說。他們讚揚了Pécoul的溝通技巧以及DNDi應對挑戰的策略。

政策製定者也同樣開始重視DNDi。去年WHO希望DNDi考慮開發抗生素以解決細菌耐藥性問題。DNDi獲得了全球抗生素研發組織GARD的2200萬美元種子基金，從老藥新用和新複方藥物這兩個方向出發研究治療幾種新藥。“我們擔心藥物成本不斷提高，而且這個項目也是DNDi模式應用在西方國家的一次嚐試。” 荷蘭衛生部科學顧問Marja Esveld說。

最後，在提及在藥企和DNDi工作的不同時，Wourgaft考慮的不是研發成本，而是人生命的價值。她回憶了自己在剛果昏睡症試驗點的經曆。她坐在一位女性患者旁邊，與患者絕望的家屬交談。後來，她知道這位患者得救了，“當你看到這些，就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的價值所在。”